作者：李稻葵

来源：新浪财经，清华大学网

清华大学中国经济思想与实践研究院（ACCEPT）院长李稻葵今日在北京发布了研究院第91期“中国宏观经济分析与预测报告”。报告建议，应从发改委、财政部、审计署以及其他相关部门抽调职能人员，比照世界银行及其他国际开发机构的运作方式，成立全国性的基础设施投资公司，统一管理地方基建项目的规划、融资、建设与监督。从根本上打造现代化的基础设施投融资模式。

报告指出，2019年上半年中国宏观经济出现了自国际金融危机以来少有的明显的下行压力，其背后的主要原因是国内投资主体信心不足所致。具体说来，消费和固定资产投资出现了明显下滑，主要原因是汽车消费的巨幅下降所致；固定资产投资中，民间投资与制造业投资增速下滑严重；股票市场上半年尽管总体上升，但中间出现了巨大的波动，反映出投资者信心不足、心态焦虑的现象；房地产投资上半年数据上表现虚高，但实际投资也出现了下滑；货币政策总体上讲宽松有度，宏观杠杆率略有上升，但风险基本可控。财政政策上半年加快支出的节奏，加大减税的力度，但是由于财政制度的原因，实际利用财政资金的效果并不好，资金使用速度非常慢，大部分财政资金仍停留在相关部门的银行账户上。

在防范化解地方政府债务风险方面，报告提出，传统的基础设施建设投融资体制亟待改革。首先，要把地方的隐性债务从银行体系中切割出去、转而依赖债券融资，不能让地方政府的融资和再融资继续挤占宝贵的银行信贷资源，从而有效缓解企业尤其是中小企业的融资压力；其次，必须要对地方政府的借贷行为进行根本性的、行政手段和市场手段“双管齐下”的有效管理，从而对其基建行为产生有效制约。

报告建议，应从发改委、财政部、审计署以及其他相关部门抽调职能人员，比照世界银行及其他国际开发机构的运作方式，成立全国性的基础设施投资公司，统一管理地方基建项目的规划、融资、建设与监督，由这一公司对地方基建项目进行市场化成本收益分析，发行债券或组织社会资本为项目融资，并行使出资人权利对项目进行监督、追责。唯有如此，才能保证基础设施投资平稳、高效，成为经济增长的稳定器，从根本上打造现代化的基础设施投融资模式。同时，探索一条可持续的基建投融资模式也将为世界各国进行基础设施建设提供中国方案。

报告认为，中国经济虽然短期内遇到下行压力，但未来仍充满潜力。中国科技创新近年来不断走上新的高点，而且未来潜力巨大，应该进一步出台政策加以释放。在产业升级方面，传统产业包括钢铁行业的更新改造前景十分广阔，能带来新一轮的经济增长。长期来看，中国经济最大的增长点就是中等收入人群的扩大，我们分析中国经济完全有可能利用15年时间让目前4亿多的中等收入人群数量翻倍，那时这将是全球最大的中等收入人群，是人类经济发展的重大成就，也是中国经济发展的有力保障。

报告建议，在国内改革方面，国家应出台具体明确的改革措施。特别是针对目前高达180万亿规模的国有资产，国家可以提出具体的改革措施，利用三年时间把当前国有资产的回报率由2%提升至3%，据测算，由此能够带来高达近2万亿的投资回报，相当于2018年一年财政收入的十分之一。这将极大提升国家的财政实力，为进一步减税让利提供坚实的基础。同时，国家可以拿出20万亿的国有资产进行有效的混合所有制改革，通过混合所有制改革提升相关经济主体的经济活力，同时可以带来可观的国家财政收入。其中假如五分之一的资产转让能够获得现金回报，则现金回报规模约四万亿，相当于2018年个人所得税的收入三倍，这将极大地支撑国家的财力，进一步为降低个人所得税提供基础。

在对外开放方面，我们特别建议针对那些当前对中国持积极态度的发达国家，如欧盟、日本和英国等，进一步开放国际贸易和跨国投资。通过面向这些国家开放市场，降低投资门槛，希望能够引进一批新的外资，同时也为我们的出口打开市场，从而引领新一轮的开放热潮。

其实，这并不是李稻葵第一次提相关建议，他在今年两会的提案即是“建立现代基础设施管理体制，成立基础设施投资公司”，全文如下：

建议建立现代基础设施管理体制，成立基础设施投资公司

进入新时代以来，基础设施投资已经成为中国经济的重要支柱，占资本形成约和GDP分别大约20%和8%。更为重要的是，基础设施投资已经从过去服务生产，如煤运铁路、输油管网，更多地转向与居民消费直接相关的领域，如客运专线、市政建设等，对于新时代高质量发展具有极为关键的意义。

当前，我国基础设施建设存在着一些根本的体制性问题。第一，基建投资波动较大，影响宏观经济稳定。例如，2017年，基建投资增速高达19%，但是2018年，增速降到了3.9%，这一因素导致2018年GDP增速下降0.2%。第二，在地方政府的投资冲动的影响下，项目成本收益分析往往流于形式。目前基础设施建设项目审批过程中，财政、发改等部门主要审查负债规模、合规性等要求，缺乏详细审核项目成本收益的激励与专业能力，也缺乏分析成本收益的激励。第三，部分地方政府由于基建投资带来了高负债，而且不够透明，直接威胁宏观金融稳定。第四，债券融资流程较长。当前部分地方政府基础建设投资依靠债券市场公开发行融资，需要全国人大以及省级政府层层审批，发行流程较长，时效性差，灵活性低。第五，占用大量银行信贷资源，直接导致中小企业融资难、融资贵的问题。

综上分析，中国经济亟需建立一个与新时代基础建设投资所配套的现代化基础建设投资体制。特别建议：建立一个全国性的。从发改委、财政部、审计署以及其他相关部门抽调职能人员组成，公司化运营，所有地方政府融资都必须来源于此，该公司由中央政府担保，从资本市场上进行低成本融资，该机构专业、全面、有效地审计各地方政府财政情况。该基础设施投资公司的运作类似于世界银行、新开发银行等国际开发银行。当前，虽然国家开发银行部分起到了这个作用，但是国开行规模已经高居世界开发金融机构，并承担着各种开发性金融的重任，包括“一带一路”的融资，这使得其很难完全专注于监督管理国内地方政府融资的问题。

成立全国性的基础设施建设投资公司可以带来以下益处：第一，对投资项目进行市场化的成本收益分析。投资公司作为自负盈亏的独立第三方，有激励、有能力对项目进行合乎实际的成本收益分析；对于不能盈利但有巨大社会效益的项目，也可以更准确地计算所需财政补贴，保证项目的可持续性。第二，理顺融资渠道，有效调动社会资本。投资公司可通过发行专项债务融资，亦可与私募、信托投资等组成银团共同投资项目，既调动社会资本参与，又降低对银行贷款的占用，使得银行更有效地服务中小企业。第三， 探索可持续的基建投融资模式，为世界提供借鉴。中国基建投资取得的成就令很多国家所钦佩，是中国经济亮眼的名片。探索一条可持续的基建投融资模式，将为世界各国进行基础设施建设提供中国方案。

建立基础设施投资公司将会给中国经济带来三大改进： 第一， 地方政府的融资成本可以大幅降低。按照目前地方负债规模，我们估计每年可以节省1万亿元的融资成本。第二，商业银行的贷款资源将得到充分有效释放，整个企业界的融资情况将会得到大规模的改善，上市公司的融资压力将得到缓解，中小企业融资难、融资贵的问题也将迎刃而解。第三，中国经济的杠杆率将会更加透明。中国经济的杠杆率问题并不是简单的“高低”问题，关键是质量和透明度的问题。实际上，中国经济杠杆率本身并不算高，目前非金融部门负债约为GDP的2.6倍，与美国相近，低于日本的3.6倍，而中国的国民储蓄率是美国的2倍以上，日本的1.5倍左右。